近日，山东聊城一起因信贷引发的血案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同时也将“高利贷”再次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

《国际金融报》记者整理最高法发言笔记及工作报告等公开资料发现，自2011年至今，全国各级法院审结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以20%左右的增幅逐年攀升，2016年达142万件，标的额高达8207.5亿元，这几乎相当于浙江省第二大城市宁波一年的经济体量。 

民间借贷何以问题重重?这其中的症结是什么?

银行信贷“歧视”

改革开放30多年来，虽然中小企业的体量及贡献已实现长足进步，但在“金融抑制”导向下，作为百业之母的银行业却一直秉持“饥饿式供给”的输血方针。

此种状况既发端于上世纪末中央整顿急剧膨胀的国有大行之余悸，也出自近年各银行竞相突围和保持盈利的压力。其直接后果就是正规金融的信贷创新小心翼翼，大力倾向“贷大、贷房、贷国企、贷政府”的投放，奉行“只锦上添花，不雪中送炭”的歧视化政策。于是，被银行“遗弃”的市场给了民间借贷复燃的巨大空间。

“高利贷不除，小微无救”，“天下苦高利贷久矣”……近年，对高利贷的口诛笔伐不绝于耳，而此次于欢案“法理践踏伦理”的共鸣无疑凝聚并放大了这缕从未宁息的讨逆之音。

如今，民间借贷还在释放它末日的狂欢，“毕竟，无论是广大中小城市的房地产，还是作为‘世界工厂’门面担当的传统中小加工制造企业，都随着全国特别是内陆经济进入新常态而疲惫不已，非正规金融暴利化的野蛮生长难以为继。”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纪军令断言。

但纪军令强调，“民间借贷”源深流长，决不可率性将其污名化，而“高利贷”、“地下钱庄”等以博取高额不当得利为目的非法金融交易才是需要警惕、严控和取缔的，这也是政府一以贯之的态度。然而，民间非法借贷“从业人士”长期潜踪匿迹，行业信息淤塞，致使对其监管制度的建设严重滞后。

地方政府“放纵”

据纪军令介绍，2010年前后，地方政府苦于凿通企业融资渠道，对投资、理财及担保类等非正规金融有所放松管控。于是，不少家庭作坊式的理财投资公司、财富管理公司、互联网金融公司一时铺天盖地，甚至还为地方政府的政绩贴金。

口子一开，让长期蛰伏地下的高利贷嗅到了一个正身的良机，打着“理财投资”、“P2P”、“合作社”之幌的非法吸储、非法集资活动旋即鹊起，不仅公务员暗中潜入，大爷、主妇、农民等也大张旗鼓地参与，每月几分“利息”和几斤鸡蛋足以让他们在“搞金融投资”的梦幻下乐此不疲。

看着摆在眼前的“暴利”，一些实体企业也不惜铤而走险，从银行骗出贷款转投民间借贷甚至高利贷，美其名曰“多元化转型”、“开展资本化经营”。 

纪军令谈到，自民间借贷的潘多拉魔盒被打开，监管的缺失和市场的盲目都被加速放大。最后，实体经济发展的断崖式减速碰倒了第一枚骨牌，把本就在合法与非法边缘游走的高利贷商拎到了进退失据的彀中，前有“存款人”堵门，亲朋反目，甚至聚众闹到公检法大院：后有用款人血本无归、跑路甚至一死了之，加之巨额索息的请求法院也不搭理，此时手头唯一的武器唯有自救，私力的极端化就是暴力。

“私力救济的疯狂恰恰映射了公力救济的疲弱。”纪军令提出，一个产业“奇迹”成就了一种社会现象，一个经济问题开始嬗变为一组社会问题，需要我们深刻反思当前的政府治理症候。

暴力催收肆虐

在形形色色的症候魅影下，“暴力催收”粉墨登场。除了与黑社会组织狼狈为奸，狗急跳墙的高利贷商贩更多蚁聚一大批专职催收团伙，或者勾结催收公司，直接绕开“繁琐”的司法渠道，假借“白社会法人”的名目，将黑社会手腕舞弄得游刃有余，从骚扰、软禁、花圈堵路，甚至到绑架、用刑。

“黑社会与高利贷两者总是形成一种共生关系。”浙江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丁骋骋指出，就借方而言，一般低风险者看重利率，利率偏高便选择不借，而高风险者则不以为意，为了借钱几乎不计成本。

经过市场的甄别与撮合，便出现高风险贷方和高风险借方的两两匹配，贷方顶风放款，借方则饥不择食，利刃上共舞，高利贷应运而生。民间借贷属非正规金融，游离监管之外，极易滑向失控边缘，催生“暴力催收”这一民间借贷纠纷的渊薮。

据丁骋骋介绍，其对最近26年间318起涉黑犯罪的典型判例进行收集整理时发现，四成以上的案件都不免高利贷的身影穿梭其间。

丁骋骋认为，借贷市场是一个自主选择的过程。倘若借款人本身背负高风险，只要借到钱便几乎不计后果，问题在于放款人同样“玩得就是心跳”，放贷不问对象，催收不择手段。最后两类高风险人难免在高利贷上擦枪走火，最终引发恶性事件。

“明白这一点就很容易理解，不光高利贷笼络黑社会，黑社会也往往自营高利贷。不光在黑帮组织合法化的日本，许多国家，市场化运作的犯罪型企业只要存在，高利贷就不免为其收入来源”。

铲除高利贷毒瘤

诚然，高利贷只是民间借贷中的一支，而民间借贷如此大行其道，丁骋骋则归咎于普惠金融失位。

“铲除高利贷，根本出路不在于贴出对最高利率的限制，也不在对暴力催讨组织的打击，而在于发展普惠金融。”

丁骋骋就个人信贷如是“开方”：尝试组织新型女性信贷和校园信贷等专项模式。

譬如成立女性创业(扶贫)基金会、女子小贷公司或农村女子资金互助体等，加强大学生金融风险意识教育，规范校园网贷，条件成熟时颁布专项指导条例。

据丁骋骋研究，女性在正规金融中更易遭受信贷约束，于是被迫转而求援地下。同理，不少大学生亦出没其中，如果两厢叠加，不难解释“裸贷”贩子的猎物袋里为何都是女大学生。

所以，在围剿非法集资重灾区的盟军中，女性小额信贷和正规助学信贷有着特殊意义，它不仅直接有助当事人纾困，更重要的，将进一步有助减少民间借贷，捣毁非法集资之基。

“目前我国小贷公司是多，但主要针对法人而非个人，即使提供个贷，也不免各种证明、担保、抵押，手续之杂，周期之长，无法应对个人之急。这里不妨借鉴欧美的‘发薪日信贷’：额度不超过税后工资，月利20%上下，多为纯信用支持，但要求到下一发薪日立即返还。而这种专门经营个贷的小贷公司欲成气候，必须配备得力的社会征信体系，正如当下风生水起的P2P，搭载互联网平台并针对电商的小额贷款通过大数据较好地解决了这个征信问题。”丁骋骋称。

但无论从体量还是不良社会效应来讲，个人委身高利贷的迫切性显然不及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然而，民营企业家动辄跑路、涉黑、欺诈之闻早已声名在外，加上制度松垮，报表暧昧，银行也摸不清底，以致于可以一个礼拜下的贷款能给中小企业拖上两个多月，粮草迟迟不至，中小企业轻伤拖成重症，最后只能坐以待毙。

对此，纪军令指出，金融作为一个专业性强、牵动面广的高风险行业，政府及国有大行对其态度一贯慎之又慎。但一面行业脱缰疾驰，一面监管能力的培养及监管制度的建设长期滞后，这点确属不争。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纪军令表示，高利贷先把全民信任度和安全感搅浑，又让正规金融难逃池鱼之灾：正规金融不良率飙升，到底多少是在为自己历来不屑的高利贷买单，不得而知。如果继续向前溯源，行之有效的制度设计和管控程序在最高决策层面尚未成形，就仍因循“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错式发展思维撒手如此敏感、脆弱的市场，酿成今日频仍之乱象，我们又有几度反思?

高利贷，一块难以一刀除之而后快的暗疮，其投机之顽性，寄生之本性，非根治之术不可枭之。“只有市场经济母体风和日暖，高利贷之苔才会焕然消解。值此国民经济回阳、高利贷之瘤层层暴露之际，只要敢于在阳光下揭开它，着重从社会征信体系、金融系统结构及行业治理体制等根子上刮骨疗毒，民间借贷仍会继续扮演好‘有益补充’的角色。”纪军令殷切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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